本成果循“宁失于繁，毋失于简”的原则，运用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当事人的日记书信，新闻时评，政策文件，采用“叙事史”的写作方式，完整再现“开明书店”在“启蒙”与“生意”的双重驱动下二十七年的社史。本成果在线性叙述的基础上，于出版社每个历史时间段都选取有代表性的一本书籍，对它的出版历程做个案深度论述，借此呈现“出版”更为鲜活的历史细节。同时，本成果以招牌杂志《中学生》为暗线，通过对刊物风格迭变的描述，以此拓宽对开明书店史更为多元的论述途径。本成果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现代出版，肇始于辅助传教的教会出版机构，发展于以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为鹄的，由洋务派创建的“官书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商务印书馆（1897年）的创设为代表，商业盈利为导向的民营出版社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但民营出版社往往投资于回报高、风险小的教科书及工具书，对引领时代的前沿思想持观望甚至拒斥态度。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全新的书籍消费市场，出版界的内部调整过于迟缓，当时最为通行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与新文化人士展开合作。陈独秀与群益书店可谓最有代表性的各取义利、各安其位的合作。但1920年陈独秀决绝抛弃群益，自办“新青年社”的行为，传递了新文化知识分子在积累了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资本后，力求涉足出版界的强势讯号，“新书业”自此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与古书店、旧书业鼎足而立，改变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势力版图。

开明书店是因应新文化运动对出版业的冲击浪潮而诞生的。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1920年受命编辑因被五四知识分子斥为保守无聊，导致销量惨淡的《妇女杂志》，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迎合日益转变的社会思潮。1925年他与志同道合者刊发的倡导“新性道德”的讨论文章，引发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的反对，双方之间你来我往展开了论辩。这样的做法有违商务印书馆稳重之风，他随之离任解职。在友人的支持鼓励下，章锡琛于1926年8月1日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正式挂起了“开明书店”的招牌。在“兄弟书店”期间，一方面出版社承印文学研究会、立达学园、狂飙社、北京大学等知名社团机构的出版物，在“新书业”树立了名声；一方面通过活页文选获得稳定收益，保证了出版社在残酷市场能有一立足之地，为开明书店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27年至1937年是开明书店的黄金时期，它印证了吕思勉“处今日之情势，已非大资本不能营书业”的话。1927年底夏丏尊加盟主政编译所，章锡琛与他凑集资本将开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两人创办《中学生》杂志以作门面，将服务对象改换为中等教育程度读者。在这一时期，有两次非常重要的事件于开明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抄袭官司。1928年林语堂编撰的《开明英文读本》问世，该教材编排合理，加之林氏大名，名流推荐，一出版即深获好评。1930年世界书局沈知方责成下属仿例编写一套投放市场。章锡琛知悉后于7月向世界书局提出警告，要求停止发售，予以修改。沈知方派遣编辑林汉达自行处理，双方几经交涉后无疾而终。8月在学校采购教材的关键期，章锡琛于沪界各大报登出世界教材抄袭告示，世界仓促应对之际，发起诉讼。最终开明求援于教育部，得教育部认定世界教材抄袭，官司以开明“虽败实胜”结束。此外，《二十五史》的刊行对书店也非常关键。1930年代，新书业发展遭遇政府打压，进入低谷，而古籍年随之出现。为了做大开明书店，针对商务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开明针对性发行更为经济简易的《二十五史》，最终获得巨大成功，并凭借《二十五史》系列书籍、《十三经索引》、《六十种曲》等占得古籍市场一席之地。教科书出版、古籍出版，加之新文学出版上的优势，开明书店终于1930年代跻身综合大出版社之列。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开明书店正常的发展之路。开明人对时局缺乏敏感，缺乏应变准备，导致在“八·一三”中，开明书店损失巨大。但坚信“出版之业，实未图穷”（叶圣陶语）的开明人，一拨留守孤岛苦撑待变，一拨则辗转内地努力复业。在战时的特别环境下，曾经退入编辑所的开明人，他们的政治热情被重新召唤出来，针对战时青年教育隔绝时代的情况，开明人历尽艰苦复刊《中学生》，在发出“救亡”呐喊之际，同时不忘“启蒙”呼吁。抗战结束后，对国民政府复员境况倍加失望的开明人，加入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开明书店也成为了“第三线”出版社，其中尤以《闻一多全集》的出版为代表。在国统区经济崩溃导致出版社运营困难之际，以章锡琛为首的“经理层”与以叶圣陶为首的“编译层”的矛盾浮出水面，此事以叶圣陶辞去社内一切职务，于1949年初接受中共方面邀请离沪北上参加建国大业告终。

1949年初，开明书店得到政府厚待， 作为“同人书店”，运营受到照顾，收入没有收到影响，而大批开明人则在新政府担任要职。不过，“人心思公”的出版社毅然将《中学生》改换门庭为《进步青年》，并于同行业中首家申请合营，获准“公私合作”。但“从公私合作到公私合营，只是一个步骤问题”（胡愈之语）的过程中，开明书店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朱自清文集》的出版的反复透露了新文学书籍出版作为一项特殊的“权力”，私营出版社被排除在外。教科书出版的国营化则彻底关闭了私营出版社生存的空间。在开明书店日益困窘之际，开明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一方面视出版社为私产的章锡琛被年轻同人劝退，另一方面吕叔湘心灰意冷辞职离去，出版社失去能联络学界的号召性人物。在剩余的开明老一辈貌合神离之际，年轻人乘机上位，带领出版社遵循国家计划，积极准备实现“公私合营”，谋求从“店员”到“职工”的身份转变。“三反五反”运动予以开明人绝大冲击。“三反中”供职于政府的开明人纷纷切割与出版社的关系，“五反”则在青年人的积极检举揭发下，股份问题被严肃处理，“同人书店”的进步形象遭到否定。最终，在出版总署和高层领导的授意下，开明书店与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于1953年4月11日组建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结束了自己二十七年的历史。

本课题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线，以出版为面，呈现了开明书店的社史，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漏和不足，有些内容尚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明书店店史的完整描述。迄今对开明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与其民国五大出版社之一的身份极不相符。本课题首次全面描述了开明书店自1926年到1953年的出版社史。这项工作，为以后对开明书店研究、乃至民国时期、建国初年的出版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第二，“启蒙”与“生意”研究视阈的选取。与以往研究者多从“启蒙”视角讨论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新书业”不同，本项研究的特出之处在于基于出版社的档案、当事人的书信日记、时论新闻等，通过具体的个案，将出版中“生意”的一面予以呈现，使得本项研究真正做到了对“启蒙”与“生意”的张力关系全面展示。

第三，对原始材料的执着追求。出版研究虽然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由于材料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相关研究的深广度。笔者在行文之前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材料收集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工作，保证了“社史”的可信，也使得由此得出的诸多结论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材料文献。

项目负责人：西南大学邱雪松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开明书店史论》（项目批准号：11CZW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