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是今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代表着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峰，是世界石窟艺术最后的一座丰碑。在大足石刻中，宋代寺院大钟寺的圆雕造像极具代表性。大钟寺圆雕造像为北宋咸平至治平年间（998～1067年）镌造，主要为“文”氏工匠所雕凿，其中有51件作品被收藏在大足石刻研究院，部分作品先后作为大足石刻的代表作品参加国内外的展览。

项目研究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大钟寺基本情况、大钟寺研究情况、大钟寺佛教圆雕造像、大钟寺道教圆雕造像、水陆法会的考察、大钟寺圆雕造像相关历史文化研究等。大钟寺及圆雕造像的研究对于大足石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艺术学、宗教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艺术学方面

除对大钟寺艺术特色分析成果之外，主要体现在家族技艺的传承上。大钟寺内出现的部分造像，特别是花供养菩萨，对于了解大足石刻“文”氏工匠具有重要意义。在大钟寺之后的石篆山、石门山等石窟内，皆出现图像较为接近的花供养菩萨造像，体现出在文氏工匠内部技艺的传承，同时，大钟寺、石篆山的诃利帝母也具有同样意味。通过此例的研究，对于了解大足石刻雕刻技艺具有一定作用。

（二）宗教学方面

一是在对佛教造像艺术的研究方面。大钟寺圆雕造像主要以佛教造像为主，题材较多。罗汉造像在其中富有特色，从造像铭文和实物遗存来看，寺内应有罗汉组像，其中的降龙、伏虎罗汉可知为成对应的组合像，而在之前，在大足等地还出现有对降龙罗汉单独崇奉的现象。花供养菩萨，对于了解文氏工匠技艺的传承，具有较高价值。新发现的诃利帝母像，是目前大足石刻中最早的同题材造像，弥补了之前巴蜀石窟中未有圆雕诃利帝母造像的阙失，而且作为圆雕造像出现，丰富了同题材中早期造像作为摩崖造像的不足。新发现的另一件经幢残件，可知大钟寺内不止一件经幢雕凿。

二是在道教造像题材的出现。大钟寺两身道教造像的发现，对于认识道教三官信仰及造像情况具有较高的价值。由此可见，大钟寺应有道教造像的出现。而这一发现，改变了之前大足道教石刻最早造像的史实，目前可以明确地认为，大钟寺道教造像与北山第253号中的道教造像题材一道，是大足石刻中目前发现早期道教造像重要的遗存，对于认识之后大足道教石刻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三是在水陆会实物遗存的分析上。大钟寺水陆会史料是目前国内较早的水陆会重要实物遗存，对于探讨水陆会情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如可知水陆会可由多家参与，有对现世的利益的祈愿等。通过大钟寺及其之后工匠情况的梳理，可知工匠对于水陆会的传播应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在水陆会的仪式举行中，对神像不仅是佛教造像，还出现有道教造像。水陆会的修设，是道教造像出现在佛教寺院的原因，也就是说，佛教水陆会是推进佛、道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

四是弥补大足三教合一造像的发展历程。三教合一造像的雕凿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石篆山三教并重的造像龛出现之前，原有的研究成果一直认为是佛教造像为主，未见有道教以及佛道融合的现象，通过对大钟寺圆雕造像研究，发现寺内出现有佛、道造像同处一寺的现象，体现出佛、道在此寺内融合的情况，对于了解大足石刻早期佛道融合，以及三教合一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了解此时期寺院情况。从造像和铭文，可以了解到寺院内僧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在此时期大足（以及铜梁）这一地带，寺院规模相对较大，信众较多；寺院较为盛行雕凿圆雕像，对大足石刻摩崖造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艺术风格也就具有此特点；寺院内举行水陆会等仪式；在寺内，有佛道造像融合的现象，对于民间信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对于之后大足一地出现儒释道三教合一有较大的影响，而且，这种融合，与水陆会的修设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大钟寺圆雕造像还存在有一些特点，如不仅弥补了大足石刻在北宋初中期的阙失，也是巴蜀地区此时期造像的重要代表。

大足大钟寺圆雕造像研究还存在有较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对于促进“大足学”的纵深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文物的合理利用亦是值得探讨和发展的课题。

项目负责人：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李小强，项目来源：《大足大钟寺圆雕造像研究》（项目编号：2014YBYS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