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诗学的核心主题是诸多诗歌语言问题的争议，这些问题与其它诗学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语言问题研究是探讨其它诗学问题的先决条件。

项目系统研究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一观两翼”的语言问题，最大限度破除对诗歌语言的认识误区，探索当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致力于跨学科交叉研究，深度推进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等领域的语言理论和方法在诗学研究中的应用，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诗学理论命题，增进当代诗学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项目首次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当代诗歌的语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一、 语言观与当代诗歌

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界泛语言化氛围中的三条脉络，即英美分析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与德国解释学、法国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语言观，与重新发现的中国传统语言观一起，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朦胧诗人的语言革命奠定了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想的文学基础，而当代诗人在写作中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直至建立一种语言的发现观，表明当代诗歌已经完成语言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变。

二、空间语法

诗歌的功能将等值原则从具有空间性质的聚合（选择）轴投射到具有时间性质的组合轴，表明诗歌的语言通过空间中的相当关系达到组合。诗歌空间体现为能指层与所指层的诸对等要素构成的应和体系，即能指层的应和体系，所指层的应和体系，以及能指与所指的整体应和体系。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天然的空间特性，结构语义学对诗歌的空间语法研究有重要启发意义。

三、语象与意象

语象与意象是诗歌符号学的阐释对象。现代诗中的意象与古典意象不同，往往是语象化的意象或意象化的语象，即语言概念的意象图式改变认知域的投射，形成语象，实现意义更新之后的语象继而投射至外物形成意象。现代诗在语言体制、美学原则、诗性定义等诗学本体上的诸多方面与古典诗不同，集中体现为语象与意象之别，两者是现代诗与古典诗的符号学分野标志。语象是当代诗歌的重要特征，语象理论的建设将促成中国诗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四、诗歌的声音探索原理

诗歌与声音的关系在传统与现代视野中是两种不同的景致。在新、旧诗更替中，韵律或格律的去留问题成为焦点，诗歌整体声音问题被狭化为格律问题。现代诗放逐格律，但没有放逐诗歌的声音，反而释放了诗歌声音的潜能，在声音语象的创造上与中外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现代诗音律探索应遵循声音与意义的双向平行关联原则。

五、隐喻与反隐喻

反隐喻的实质是反对隐喻的技术霸权与旧的诗歌风格，一方面在反对使用隐喻的同时，通过细节和情景的对照产生视觉张力和画面的美感；另一方面在对隐喻性语言的解构中表现出深层次的反讽意识和个体自觉。反隐喻在语言学原理上只能指向以转喻为代表的广义隐喻，实际上拓展了隐喻在现代诗中的新的可能性。

六、口语化诗歌

“口语诗”并不存在，这样的命名也自相矛盾，而“口语化的诗”是可能的，即一首诗的主要语言资源来自口语形式的自然语言。中国当代诗学中的口语化问题核心，在于把握口语化的适切的度。诗歌写作中口语与书面语的对立是一种伪对立，真正的诗歌写作属于创造性行为，它超越语体之别。“口语诗”派高扬“口语”的先锋性和独立精神，已与诗歌无关，变成一种通过概念偷换进行诗坛话语权斗争的策略。

七、诗歌语感

语感写作在当代诗歌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语感写作可以维系诗歌的两种品质，一是不离自然口语的朴素与活力，二是不离生命的感性冲动。诗歌界普遍认同语感的重要性，但语感写作面临无难度、自我复制、意义缺失等困境，前景堪忧。走出困境在于 “口语/书面语”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的消除，对现实生存经验的祛魅，精神厚重感的重获和语言可能性的探索等。

八、叙事诗学遗产

当代诗歌叙事性存在三个维度，即叙事与抒情之间的推搡、诗歌如何介入现实、对话及可能性。这份遗产的形式标志是低于基本层次范畴词语的普遍使用、陈述句式、对话结构等语言学特征。诗界对诗歌叙事的限度缺乏充分的认知和应有的警惕，叙事的泛滥导致诗歌品质的直线滑坡，表现为低俗叙事与叙事的低俗，取消对抗性策略、走向“深度叙事”是诗歌叙事的最佳出路。

九、及物写作

诗歌语言的意义是上行的、不及物的，介入的及物的语言是功能性的，其语意是水平运行的，诗歌中的语言必然大于现实，不及物性大于及物性。百余年的现代汉语诗歌，应思考并守住“介入文学”的界限，或者将非介入性反转为介入性，来保护诗歌中的语言诗性，才可能使将来的汉语诗歌不必像今日一样徘徊不前。

项目负责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李子荣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11BZW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