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段段史料不断地被发现，历史前行的轨迹，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大足石刻的发现历程，也是如此。
南宋之后，昔日在大足一地大规模的石刻造像之声，渐渐平息下来。大足石刻这座田野之中的艺术圣殿，悄然矗立在崖壁之上，少有外界学者关注。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张澍来任大足知县之际，政务之余，两次漫游宝顶，多次登临南、北二山，编辑成《大足金石录》一书（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该书的一些资料，迄今仍对大足石刻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其对大足石刻的注重，后来他被称为首位关注大足石刻研究的学者。
1935年3月1日发行的《东方杂志》刊登有“四川大足之古代石刻”，署名“刘蕴华摄”，为迄今所见大足石刻最早的历史照片。
1940年1月，以梁思成、刘敦桢等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在川康地区进行古建筑调查时，途经潼南，听闻大足有摩崖造像，决定绕道大足进行调查。营造学社在大足约5天时间，对北山、宝顶山作了调查。
现场的调查使他们感到不虚此行。北山晚唐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为省内此类题材之最巨者”；宋代的转轮经藏窟（第136号）乃“石窟中别开生面之作品”；宝顶山释迦牟尼涅槃图（卧佛）“真容伟巨，殆为国内首选”。
此次调查成果给学社成员极深的印象，1947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在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专家学者面前，做了关于大足石刻的一场讲演。研讨会结束时，梁思成先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此次调查，其后少有外界知晓。近年来因资料的不断披露，逐渐受到各界关注。
1945年，由大足当地学者陈习删主纂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一书，送往当时西迁至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印刷，时为馆长的杨家骆极为重视其中的石刻史料记载。当年4月，便邀集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15位著名的专家学者，组建成“大足石刻考察团”实地来大足考察。
此次考察历时7天，对北山、宝顶山石刻“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鉴定其时代，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可以说“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大足石刻”一名，首因考察团使用而延续至今。考察期间，当时《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跟踪报道考察情况，杨家骆、马衡、傅振伦、朱锦江等都撰写文章，后大多收入《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首。
此次考察之后，大足石刻逐渐为国人知晓。
新中国成立后，大足石刻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管理。1999年，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大足石刻走向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