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卢作孚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实业救国、抗战救亡、乡村建设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突出成就，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为更好地挖掘与弘扬卢作孚优秀企业家精神，有必要厘清其历史产生原因和发展脉络。

一、生成于救国图强的奋斗历程

（一）早期“革命救国”的尝试

1893 年，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其父是一个贩卖麻布的小商贩。少年时代的卢作孚就读于合川瑞山小学，并受到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的影响。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思潮，更给少年卢作孚以时代的陶冶，使其从小就萌生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追求富强的紧迫感。卢作孚在15岁时便只身到成都闯荡世界。此后，他逐渐接触到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近代西方名著，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卢作孚参与了同盟会组织的学生罢课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很快陷入南北军阀相互争夺的乱局。1913年，四川都督胡景伊开始大肆迫害革命党。因形势所迫，卢作孚决定东返合川老家，途中被地方驻军所擒，幸有当地士绅担保才得以脱险。经友人推荐，他前往宜宾江安中学暂避祸端。这次历险并没有浇熄卢作孚革命救国的热情。1914年夏天，21岁的卢作孚决定前往上海，去寻求救国的办法和途径。为期一年的上海旅居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社会交往空间，同时也让他近距离地感受到许多革命青年不够成熟，于是放弃了狭义政治革命的抱负，转而投身于更为广义的社会革命浪潮。

（二）转向“教育救国”的探索

旅沪期间，卢作孚常到当时中国新知的储备和传播中心——商务印书馆看书，他感兴趣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时事政治、实验教育、各国历史，尤其是教育方面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方面的图书。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此时的黄炎培正在大力提倡“自学”和实用主义教育，这使卢作孚认识到“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认为启民智才是国家建设最根本的力量，而民众教育作为普及知识、 凝聚共识的手段，对现代国家的构建尤为重要。

1915年秋，卢作孚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四川。在辗转几个中学以后，1916年他加盟李劼人主办的《川报》，这一经历极大地扩充了他的视野与人脉网络。1921年，卢作孚得到四川实力派杨森的赏识与重用，被聘任为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由此，卢作孚在泸州以推行民众教育为重点，领导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新川南建设的活动。在活动中卢作孚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恽代英，并经恽代英等人介绍加入了当时在爱国青年中有极大感召力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虽然新川南建设因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而夭折，但卢作孚通过反思，提出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局部改造以规范全局”的主张，成为其此后一系列社会改造试验的思想依据。

1924-1925年，卢作孚应杨森之邀主持成都通俗教育馆。通俗教育馆筹建之初，仅有三间简陋屋子和极少的经费，但因为杨森的支持和卢作孚的建设，教育馆气象为之一新。通俗教育馆的最高目标，就是“训练人创造新的集团生活”。卢作孚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问题”，提出要“创造新的集团生活”以转变大众的生活方式。“新的集团生活”是“社会生活当中的核心”。卢作孚把通俗教育馆办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政治、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丰富了民众的生活，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后来他说这是其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一个试验。

（三）主持民生公司和北碚乡村建设实验

正当通俗教育馆办得红红火火之际，1925年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倒台，卢作孚再次遭受人亡政息的冲击。两次挫折使他认识到依靠军阀的支持进行社会改革太不可靠，必须自办实业，才有坚实依托。为此，他回到重庆，着手主持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发起北碚乡村建设运动。在创建民生公司的同时，卢作孚还担任四川省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清末民初，北碚所处的嘉陵江小三峡地区盗匪横行，被称为“魔 窟”。1923年冬，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绅 民获准成立峡防团务局，以清剿土匪。1927 年3月，卢作孚接任局长后迅速采取整顿团务、剿抚并用等措施，在较短时间内肃清峡区匪患。在此基础上，发起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其中心思想是要把峡区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模型，进而探索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途径。

在北碚现代化建设运动中，卢作孚倾注了大量心血。从乡村建设开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瞩目成就。在峡区修筑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条轻便运煤铁路——北川铁路，创办了 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四川第一个机器织布厂——三峡织布厂，四川第一所 科学研究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建设一批中小学、公园、医院、报馆、银行等企业事业。全面抗战时期，北碚作为战时陪都重庆的迁建区，汇聚了大量的政府、 教育、科学、文化界机构和人士，一跃为大后方著名的科学文化重镇、乡建明珠。北碚乡村建设受到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近代乡村建设运动领袖人物的高度赞赏。教育家陶行知更是认为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四）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卓越表现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成为沿海沿江厂矿、机关、学校 内迁的重要运输力量。卢作孚在第一时间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动员参加抗日救亡。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英勇投入 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卢作孚敢挑重担，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负责战时最艰巨的水陆交通运输和粮食供应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积压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几乎包括了全中国的航空、兵器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而可供运输的仅民生公司20余艘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运力极为有限。更糟的是，长江枯水期临近，日本飞机不断来袭，形势十分危急，人心极度混乱。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民生公司在长江枯水期实行的“三段航行法”， 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有力地保证了宜昌大撤退的有序和成功。截至1942年年底，民生公司运输“兵工器材约17万吨，壮丁部队约200万人，军品辎重约26万吨，其它工商物资，尚未计入”。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

卢作孚这一壮举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成为长江航运史和中国抗战史上的伟大传奇。在整个抗战中，民生公司付出了惨重代价：有16艘轮船被炸毁，117名员工英勇牺牲。爱国将领冯玉祥称赞民生公司为“救国公司”。

二、生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

卢作孚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巨大魅力和感召力，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他十分重视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营养，并创造性地运用到企业文化精神之中。

（一）天下为公、兼善天下的济世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兼善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孟子·尽心上》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卢作孚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并以践行“兼善天下”精神为毕生事业。卢作孚在北碚现代化建设中的事业，都以“兼善”为名，如兼善公司、兼善中学、兼善公寓、兼善餐厅等等，都为传承和弘扬“兼善”的精神。卢作孚为民生公司定立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并创立了以“民生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这种以造福社会、造福国家为志的事业宗旨，正是“兼善”精神的生动体现。

（二）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刚健奋进，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美德的重要内涵。卢作孚不仅身体力行，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大力宣传、弘扬这种精神。他在题为《精神之改造》的讲演中提出了五个“必须”，其中便有“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奋发蓬勃之朝气”即是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事业进步、社会发展和国家兴盛的精神动力。卢作孚指出，养成这种进取精神的方法在于“做”，在于持之以恒的践行，“不‘做’，决不会养成朝气。如‘做’而未达于成功，稍遇挫折，即便放弃，亦不能养成奋发蓬勃之朝气......此种朝气，必须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不止之精神，方能培养成功。”

（三）崇德重义、不计私利的价值取向

崇德重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历来主张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对待义利的问题上，卢作孚崇德重义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各项建设工作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个“经济”不仅指经营利润的增加，更指为满足人们生活改善而所需的物质建设。对公司来说，需要进行商业运作以获取利润；对社区来说，需要产业建设以带动经济发展。民生公司从创立初衷上，就是一个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的企业，其经营投资都同时考虑了产业开发与社会服务的双重目的。他说：“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的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所以我们的目的，往往是超赚钱的。”可见，民生公司的宗旨体现的是社会企业的性质：不是投资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更主要的是社会建设的帮助。

（四）勤劳俭朴、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对于勤劳俭朴这一传统美德，卢作孚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有两种美德，是可以战胜世界任何民族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又说：“勤与俭是中国人的两美德，是两个有力的拳头，也是两把锋利的刀。”他认为勤劳俭朴能促使个人的成功，而要促成社会的成功，则须将勤俭的个人组织起来，组成“现代的社会组织”。为此，他提出了新的口号——“大胆生产，小心享用”，认为“勤”就是大胆生产，“俭”便是小心享用。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保障就是物质积累，物质积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生产方向的，应当尽一切可能并使用现代化的方法、技术、管理、设备大力发展生产；另一个是消费方向的，应当尽量缩减个人享用的物资，只取最低限度的必要消费即可。换言之，供给侧要大胆创造，要极尽所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在消费侧，则不要铺张浪费、 安于享乐，要谨慎节约地吃穿用度。如此两个方向相向发力，物质积累必将越积越多、越积越厚。

 三、生成于民生公司的创新实践

民生公司再创办之初只有一艘70吨的“民生”小火轮，发展成为以轮船航运为主，兼营造船、煤矿、钢铁、染织等多种工业的大型民族资本企业集团，离不开卢作孚独具特色的经营理念与不断创新的管理方式。

（一）集权、分级与民主管理相结合

第一，废除“三包制”，实行“四统制”，开中国航运组织体制改革之先河。“三包制”(又称“包 办制”)，是近代中国航运界普遍实行的一种落后的管理体制。轮船公司将轮船上的驾驶、轮机、事务三个部门分别包给买办办理，由此一船形成三个利益集团各自为政的散乱局面。有鉴于此，民生公司时断然摒弃“三包制”，实行“四统制”，规定船上一切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不准滥用私人；船上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掌握，不得营私舞弊；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统一定额配发；驾驶部、轮机部分别由船长和轮机长统一指挥，船上事务由经理一人总揽，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这就使船上的全部权力集中于总公司，为统一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奠定了基础。

第二，集权管理、分级管理与民主管理相结合。民生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有名无实，实权在总公司。总公司牢牢控制住了人事、财务、物资大权。而在总公司之内，总经理卢作孚又是掌握实权的中心人物。在进行集权管理的同时，民生公司实行层层负责、层层节制的分级管理的岗位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卢作孚又提出各部门间应有横向联系。为此，公司成立了不少处室负责人参加的各种委员会，如人事委员会、驾驶研究委员会、船舶研究委员会、业务研究委员会等。民主管理制度是民生组织管理的一大特色。各处室制订计划时，须征求职工意见，让他们了解其内容和意义。公司的各种工作进展情况也都通过公司自办的《新世界》《简讯》刊物随时公布。公司会议，分门别类，各级都有，会议内容丰富多彩，气氛民主热烈，领导与职工互相监督批评、传递信息、献计献策

（二）以人为本，激发职工 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重视人的因素，重视人在企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卢作孚管理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的命题。在创办民生公司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职工进行“民生精神”的灌输，养成“集团生活的习惯”；另一方面又建立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引导职工的积极性并使之持久发挥。卢作孚等人所倡导的“民生精神”，是该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生精神的内涵大要有三：一是实业救国与爱国主义。民生公司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作为宗旨，并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提出一系列口号和原则，激励职工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公司多次开展廉洁运动，务使“各职工骄奢淫逸之旧习，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而能够俭以养廉”。三是建设现代集团生活。卢作孚极力主张打破狭隘落后的封建集团生活，建立一种“新的适于现代生存的集团生活”，规定民生职 工都要接受现代化集团生活的训练。公司还开展各种团体活动， 以培养集团精神和群体观念。

（三）科学高效、严密规范的财务管理体制

第一，建立了集中管理，分层负责的财务管理制度。总公司的会计处(后改为财务处)是最高的财务核算与监督机构，掌握着全公司的资金调动、财务审核与财务处理。各级单位只能进行成本核算，不能独立核算，盈余上交会计处，所用一切费用由会计处统一调拨。全公司财务人员的录用、考核、升迁和调动等职权也由它负责，下属各单位的会计人员直接向会计处负责。

第二，建立科学高效的会计核算制度，以确保财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卢作孚聘请当时有名的会计师为公司设计了一套新式会计账册，有25种之多。各级单位的会计人员，每日都得填写收支日记表，于次日上午报财务处经理室。月末，将日记表经过财务整理后，编制出月计表及损益表等，以计算和确定当月的盈亏。年度编制决算，以反映当年的经营效果。为了加强各级财物核算，还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记账、算账及报账制度。这种核算方法，适合民生公司航运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特点，能够全面地、及时地提供航运有关的经营活动和财物收支情况的各项会计数据，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和综合平衡的需要。

第三，建立和完善了财务监督制度。公司制定了《检查财务规则》《会计规程》《财务处职掌》《稽核室职掌》等各项财务监督制度，由财务处与稽核室分工协作实施。从1943年起，公司加强了财物事前的审核，以控制支出，及时制止不合理的开支，防患于未然。事中审核，则重在监督预算的执行，随时发现错误，随时进行纠正。事后审核，重在结算，对于公司会计事务及其所反映的经营活动，进行详细周密的审查和稽核，以保证其真实、正确与合理。这套严格核算和监督制度，能保证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形成有效的监督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