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弟子问:外面的人都说您好辩。

孟子答:我哪里好辩嘛，我是不得已才跟他们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这需要富国强兵，于是，各种强兵富国之策如雨后春笋。而孟子反其道而行之，大谈仁义道德，以此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有哪个国君愿意买这个账呢？孟子并不气馁，坚持自己的学说，不为利益改弦更张，逆潮流而动，这就需要他在思维和表达上狠下功夫。孟子的辩论风格自成一体，只要发现问题或观点具有可辩性，就辩论起来，而不在乎对手是谁，公卿大夫，贩夫走卒皆可辩，这一点类似与苏格拉底。

孟子自有应对之策。比如，孟子劝说齐宣王施行儒家的仁政，齐宣王早已知道孟子意图，就是不接招。孟子就跟他讲大道理，甚至搬出《诗经》，齐宣王有些不耐烦，故意说道:“先生的话可真高深呀！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逞强好勇。”

孟子见子打子，说:“那就请大王不要好小勇。有的人动辄按剑瞪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其实只是匹夫之勇，只能与个把人较量。大王请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孟子举周文王和周武王例子，说文王和武王的勇使天下百姓安定。马上把齐宣王进行类比，“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老百姓就会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

齐宣王发现自己处于被动，于是又找出一个理由:“我有个毛病，我喜爱钱财。”孟子针锋相对:“从前公刘也喜爱钱财，大王如果喜欢钱财，能想到老百姓也喜爱钱财，这对施行王政有什么影响呢？”

爱好钱财的理由被孟子驳回去了，齐宣王干脆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好色。”心想:“我看你老孟如何应对。”孟子并没有惊讶，不紧不慢地回应:“爱好女色并非什么毛病，以往周文王的祖父就很好色，但他非常勤政。那个时候，男女都能适时婚配，没有剩男剩女，老百姓都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大王您在自己好色的同时，只要能够认真考虑并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又有谁会指责您呢？”

经过这三个回合，齐宣王这一下可真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了。

正因为有孟子这样一位能言善辩的亚圣，才使得儒家学说不遮蔽于战国的硝烟，不沉寂于众声的喧哗。他用雄辩将儒家学说思辨化，由此捍卫并且发展了儒家学说。后来的儒家继承者们再也没有孟子这种思辨精神了，有的只是考据和演绎，结果，活活地把孔孟思想僵化为结构严谨内容刻板的义理和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