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3-14日在重庆市巫溪县召开了“重庆巫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33篇，广泛涉及了巫文化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现将本次会议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巫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诸如巫文化概念界定、性质类型、巫文化的起源、巫文化的思维方式等等。

（一）关于巫文化的概念界定。

赵冬菊《远古巫文化的传承对土家民俗文化的影响》一文认为：“产生于人类社会童年的巫文化，是人类最初认识自然和社会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技能的复合体，是远古人类在生息繁衍过程中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及其生产、生活环境而产生的一种原始的、蒙昧的思想文化。”王淑贞、刘冰清、王文明《湘西巫文化的本质研究》一文则认为“从本质上看，巫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人与自然这个生态系统的特殊的共生方式、共生状态及其结果”，“巫文化是泛神观念支配下的以巫觋为代表，以符、咒、诀等为沟通手段，以采集、渔猎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共生方式、共生状态及其结果”。聂树平、薛新力在《巫文化简论》一文中提出了相近的看法：“巫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形态之一，是人类原始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在史前文化中就开始萌芽，广泛渗透在后世的诗歌、音乐、舞蹈、戏剧、史学等诸多意识形态中，且在当代社会中依然留有相当影响的一种具有很强延续性的文化形态，是人类通过原始思维调适自己同自然、同社会、同他人及自我的关系的一种动态过程及相应结果”。翟建才先生认为：“巫文化是人和自然控制力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巫文化的核心。”

（二）关于巫文化的性质类型，亦即其社会生产方面的根源。多数论者认为是“盐文化”，亦即巫文化的产生与盐的生产直接相关。

如傅医学在《巫、巫术与巫溪》一文中解释“巫术”一词的由来时指出“人们称这种会用土变盐的术为巫术。这就是‘巫术’一词的由来”，“巫术最早是指巫咸人有制盐技术。这种制盐技术，称为‘巫术’，其实，就是‘巫人制盐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周兴茂、张牛《巴风巫韵——构建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的历史文化基础及其开发》一文在肯定“巫文化最早起源于巴人的制盐术”的同时，指出其“与女性分不开”并进而指出“巫文化就是我国最早的女性文化”。其理由是：“当时的男人主要从事狩猎、运输等，因此，女人不但成为了制盐的主要劳动者和技术掌握者，而且还成为了与制盐过程紧密相连的进行祭祀、祈祷等活动的‘巫人’。”

（三）关于巫文化的发源地，对这一空间范围的认识，论者们有区别亦有交叉，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管维良《三峡巫文化》一文指出：“长江三峡文化——巫文化的摇篮”，进而又指出：“巫溪——上古巫文化的诞生地”。熊笃《中国原始社会巫化之源及其意义》则提出：“巫山是中国原始社会巫文化最早的发祥地。”王常林《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巫文化》一文也指出：“大巫山是中国巫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陈文龙《鸿巫发祯祥流庆于子孙》一文则认为：“巫溪是中国和亚洲人类最早发育、发展地之一，也是巫文化发生和传颂光大地之一。”邵碧清《巫文化与云台观》一文也提出：“在东汉灭亡的220年前，巫文化和原始道教就在巫溪县产生了”，“巫溪开辟了中国古代的‘巫文化’”。而滕新才《三峡巫文化与中华远古文明》则提出：“三峡巫文化的起源——大溪文化。”

（四）关于巫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熊笃认为“巫巴地区的巫文化，称之为‘华夏文明之源’，也是当之无愧的”，“它不仅是南方文明之源，更是华夏文明之源”。卢训岚《巫文化漫谈》一文也指出，产生巫文化的“古巫咸国是中华大地远古文化的中心地和发祥地之一”。罗利建在《发掘远古巫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华文化的摇篮不仅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同时也来自于长江流域的巫文化，中原文化与巫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不仅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且中原文化圈及巫文化圈世代造就中华精英，也造就黄河流域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以道家为核心的巫文化，形成儒道互补的中华文化。”

（五）思维方式是决定一种文化之面貌的重要因素，本次会议论文对巫文化的思维方式及特点也进行了探讨。

聂树平、薛新力认为：“巫文化无论其形式和层次怎么变化，其核心要素都是原始思维，这一点是稳定的。”龙红《论巫术的意义》也指出：“巫术活动中，人们在原始思维的引导下展开着一切的过程。原始思维活动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专门注意神秘的原因，无时无刻不感到神秘原因所起的各种各样的非凡的作用。”胡东力在发言中也提到类似的观点。王常林则认为：“巫的思维就是形式逻辑里面的类比，假说推理方式。”江碧波在《从无到有的光芒》一文中指出：“巫文化中被现代人误解为非常规的思维、逆反思维、诡异思维或反科学的思维，其实这是巫文化多向性、艺术性、交叉性、关联性、超时空的宏观性思维的一大特色。”在深刻地分析巫文化思维的上述特点之后，她进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指出，相对于“现代人思维趋势和骄傲的成果，巫文化以其自己的方式，神秘而生动、大彻大悟的方式实现了历史的骄傲。”

二、对巫文化的结构及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较为全面的观照

王常林在《且析巫文化的特质》一文中认为：“从内涵上看，巫文化包含四个方面的东西：一是巫理念（亦称巫思维）；二是巫术；三是巫师（也称巫士）；四是巫品质（亦称巫精神）。”管维良《三峡巫文化》则认为“巫文化大略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宗教，首先是流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巫教，各种巫术以及祭祀、辟邪、崇拜等；第二部分是风俗，包括巫风、巫俗、丧嫁、禁忌等；第三部分为艺术，包括巫歌、巫舞、巫戏（傩）、巫画；第四部分为文，包括巫诗歌、神话、传说；第五部分为综合，包括巫书、文字、巫医等。”接着管维良先生用了四万余字的篇幅详尽地论述了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巫文化内容框架，也较为全面地为我们描述了巫文化丰富的具体内容。

三、多篇论文对“巫术”进行了梳理和剖析

管维良先生在讨论巫文化内容时较全面地阐述了“巫术”的种种内容与形式。龙红《论巫术的意义》从巫术的产生、巫术与原始思维、巫术的积极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析。此外，较系统地对“巫术”进行梳理的有李明忆《民间巫术之我见》，牟宏《巫文化在巫溪民俗中的反映》。这些文章对祭祀、辟邪、驱鬼、招魂、求子、医疗、物质生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看期、看风水、建房、婚嫁、丧葬、化解忧愁、神判、制服敌对和侵害他人（黑白巫术）、预测、禁忌等民俗中体现的巫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描述。

四、对巫文化的主体“巫师”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许多文章都有论及，且认识较为接近

管维良对巫师在古代的地位与作用，做了较全面的总结，认为巫师是最早的宗教发明者、歌唱家、舞蹈家、画家、雕刻家、文字发明与传播者、天文学家与气象学家、医师及药学家、法律缔造与维护者、礼制的最早创立者。熊笃认为：“巫师是原始社会最高知识的代表，精神文明的领袖。”彭逸林、罗娅、师文《巫溪旅游的SWOT分析》也认为：“在中国古代，‘巫’作为一种兼管宗教活动和文化的官职，是远古时期的精神领袖与全能智者。”卢训岚认为巫是“具有超常意态的人”、“远古时代的高智慧者”。李明忆则认为巫是“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上古精神文化的主要创建者”。徐雷《巫医初探》一文认为“巫是远古的智者，作为神灵的代表”，“是远古文明的主要发明者和传播者”。

五、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也是许多文章关注的内容

（一）巫文化、巴文化和土家族之间的关系

周兴茂、张牛在其文章中强调“尚巫是巴人和巴文化的典型特征”、“巴人和巴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尚巫’，或者说就是‘巫文化’”。熊晓辉《土家族巫文化的人类学考察》一文在探讨土家族巫文化来源时提出：“巴文化在巫的影响下，并吸纳了巫文化的因子，直接遗传给了土家族。”

（二）巫文化与道儒佛的关系。

王常林《浅论巫文化与道儒佛的关系》一文认为，“巫是道儒佛三教之祖”，“远古巫产生了道儒佛三教，是三教之祖，同时三教的兴盛对近代、当代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近代、当代巫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不过，多数文章集中在讨论巫文化与道教的关系上。如王志鹏在《我对三峡古代巫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巫文化与道教的关系应该是巫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古代巫文化是道教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卢训岚认为，“道教的源流是巫教”。邵碧清则认为“巫文化的‘源’产生了道教的‘流’”。李剑东在《漫议巫术与道教》一文中认为：“巫文化是武当道教的一大源头，也是道教的主要源头之一”。

（三）巫文化与《周易》文化的关系

蓝允恭先生提出，巫文化与易经文化同为远古文化，巫文化与易经文化同属中国文化的源头，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研究巫文化必须要研究易文化，要把巫文化与易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今天研究这两种文化，都是为了陶冶情操、开阔视野、净化灵魂，提升今人的素质。翟建才先生认为：巫文化与易文化是中国象数思维的统一，而象数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思维模式，也是中国巫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巫文化的显著特征。

六、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对巫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较为全面的观照，多学科、多角度切入进行研究

如管维良长达五万余字的《三峡巫文化》不仅系统论述了巫文化的结构组成和具体内容，对巫文化的概念、性质、定位、发源地等也有一定论述。又如江碧波《从无到有的光芒》从远古文化的哲学、宗教、艺术、部族起源、自然审美观、思维方式等几乎全方位地对巫文化进行观照。数十篇论文分别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史学、美学、旅游学、考古学、艺术史等角度进行研究，还引进了新的分析方法。有的还发掘出了新的史料，如方棋的《原始宗教诗歌的重庆遗韵》一文，不仅对酉阳巫傩诗文及其价值定位进行了探讨，而且还从民间收集了相关的巫诗，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巫文学的原始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巫文化原生态的生动面貌。

（二）宏观与微观并重

会议收到的论文既有像管维良、江碧波等人那样的宏观性很强的论文，也有关于巫文化的微观研究。如苟世祥、胡东力《试论‘山海经’的性质与传承》，谢建忠《巫山大溪遗址以鱼随葬所表现的原始宗教意识与巫术》，彭福荣《重庆酉阳阳戏的文化生态与戏剧特征概述》、王朕思《〈楚腰〉与楚国巫舞文化》等都是对巫文化的具体个案进行研究。

（三）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并重

首先是一些侧重理论探讨的文章也十分注重巫文化的现当代意义、现实价值的发掘。如罗利建在《发掘远古巫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个性解放是原始巫文化的精髓”，巫文化“不搞权威崇拜，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其影响深远”。王朕思则从艺术史的角度探讨了巫文化对当代艺术创造的影响，指出：“巫文化的当代意义在于，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体现‘巫’文化的舞蹈看到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生存状态，更能看到原始宗教，乃至原始艺术的独特风貌，这种风貌带有显著的历史时代感和民族感。”“也就是说‘巫’文化为今日舞蹈的创作和表演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根基。”有的文章则着眼于通过巫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直接推动经济（主要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如周兴茂、张牛的《巴风巫韵——构建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的历史文化基础及其开发》，彭逸林、罗娅、师文的《巫溪旅游的SWOT分析》等。就连谈巫文化的审美问题的文章，最后也都落脚到旅游上，如姜永胜《浅谈‘巫文化’中的美》提出：“巫的概念要用‘美’体现，要让客人了解‘巫’是一个美好的东西，给人一种全新的印象，要让客人感到好看、好耍，今后再回到巫文化的发祥地来旅游观光。”另外，郑向东在发言中提出：要从多维视野审视巫文化，从学理的角度研究巫文化固然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当代的现实生活视觉审视巫文化研究，这种研究重在一个“化”，即将古老的巫文化“化”为当代的现实的价值。他还指出：巫文化在思维方法上体现了尊重、沟通、和谐的精神，而这一点与当代主流文化精神是相通的。总之，许多文章都十分重视巫文化的现实价值，探讨如何让其为现实的经济、社会、艺术、生活服务。许多与会者还就巫溪的巫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具体建议，如管维良提出修建巫文化主题公园，江碧波提出创办巫文化杂志，罗利建提出打造巫咸国风情街，周兴茂提出要做好巫文化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工作，要建立一个研究基地，打造一台精品节目，出版一套丛书，培养一批研究人才，立项一批课题等等。赵冬菊提出建立巫文化产业园，开发各种巫文化产品。胡东力也提出了如何把巫文化元素融入旅游文化的具体建议。

（四）学术视野开阔，研讨内容丰富。

从空间地域上看，本次讨论会虽然重点讨论三峡地区的巫文化，但不局限于此，也有讨论湘西巫文化、辰州巫文化等其他地区的论文。从学科领域看，讨论内容已不局限于巫文化，许多文章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巴文化研究中长期争论的巴人、巴族的起源问题及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对巴文化的研究不无参考价值。还有文章对其他学科领域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新见或新的史料。如关于中国哲学史上“和而不同”这一著名的命题，罗利建的文章就提出：“巫医作为原始族人的崇拜者，他们首先开启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萌芽。”这对“和而不同”的思想渊源的研究显然可资参考。又如傅玉涛《世界上最早的工人起义》通过对明正德年间大宁（今巫溪）盐场灶夫起义的研究，为明中叶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和中国工运史梳理了一项重要史实。

（五）坚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古为今用原则

许多文章都强调对待巫文化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肯定其历史价值的同时，也要对其非科学的成分在当代社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批判，特别是要把巫文化的研究与巫文化迷信活动区别开来，如熊笃指出：“把原始社会的巫文化与现、当代的巫术迷信活动混为一谈，通通以迷信一概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因此要实事求是地对巫文化进行历史的评析和科学的说明。王朕思在谈到巫文化的艺术传承时提出“要根据艺术表现手段、艺术语言来选择‘巫’文化、传播‘巫’文化、改造‘巫文化’、创造‘巫’文化，使它符合时代要求、社会需要。”